财联社（上海，编辑 史正丞）讯，对于前些日子刚结束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虽然被许多气候活动家诟病进展不大，但这场会议的确有资格称为历史的转折点：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已经承诺将在2050-2070年间实现碳中和，这也标志着宽泛的气候政策开始聚焦能源转型，意味着世界工业政策又进入了大变革时期。
纵观工业革命的历史，这类变化往往会带来海量“发财”的机会。美国能源特使约翰·特里在气候大会上直言：那些敢于在能源转型上创新并押下赌注的公司将开启“工业革命后最大的经济机遇”。
看着马斯克的万亿美元身家、电动车相关企业打底200亿美元的估值，这份愿景似乎已成为市场共识。
哥大经济史教授、《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作者亚当·图兹在最新文章中警告称，千万不要以为（推进）能源转型的政策已经成为定局，特别是在美国，这一变革甚至可能会触发系统性的经济失调，从而拖累美国经济。
摇摆气候政策根植于美国政治土壤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讨论气候政策开始，美国从来就是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角色。虽然现在人们很喜欢拿特朗普粗鲁的气候政策来举例子，但背后的根基要更加根深蒂固。
首先，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这本身也是政策阻力的主要来源。那些应对气候变化好处的观点，对于传统美式生活的拥护者而言没有一丝一毫影响。更不要忘记，美国传统能源公司，特别是原油企业，更是保守政策在国会游说的坚定支持者。从上世纪80年代“卡特主义”开始，美国的地缘政策聚焦于确保对中东区域的控制。所以在早期讨论气候政策时，美国经常以“大恶魔”的形象出现。
考虑到背后的利益关系，共和党对气候变化的否认态度至少是存在连贯性的，真正摇摆并纠结的是民主党，经常处于美国政治经济现实和气候变化紧迫性的夹击中。举例而言，奥巴马政府一边推进《巴黎气候协定》，另一边也在额准更多的美国油气出口。跳过特立独行的特朗普，拜登政府也展现了同样的纠结：一边标榜着气候变化领导者的位置，另一边批准更多的油气开发，并公开督促OPEC国家多生产点原油。
这种不协调是根植在政治经济的土壤中：美国不仅是化石燃料产品的主要消费国和生产国，很多时候也以“全球油气政策警察”自居。如果只是从表面上理解约翰·克里的讲话，我们可能会认为美国化石燃料世纪的落幕更多是技术和工业转型的结果，但在美国，政治问题从来都不能被放在一边。
世界迈向新能源，美国油气产业最受伤
在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自然-能源》期刊上出现了一篇雄心勃勃的论文，描述了全球气候转型的路线图，这篇文章预测太阳能光伏将在2025-2030年期间成为成本最低的发电方式，电动车将在晚些时候呈现“赢者通吃”的现象，取暖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家庭碳密度逐步降低。
这篇文章也引用了技术发展的S曲线，即新技术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缓慢发展，进入成长期后接受程度将会呈现指数级增长，就像当年智能手机的普及一样。以新能源技术为例，正处于缓慢发展的尾端，即将进入大爆发时代。
对于能源消耗大国而言，这也意味着能源转型的不可避免和时代赋予的机遇。最好的例子就是气候大会上印度意外地喊出了2070碳中和的承诺（虽然附加了外部投资的条件）。对于印度而言，虽然自身对于火电的依赖极高，还有2000万工人靠煤炭谋生，但可再生能源带来的成本暴跌为印度创造了强力的转型动力。同样的情况对欧盟、中国、日本、韩国、印尼都适用。
当然，能源转型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例如印度就提出未来十年获得1万亿美元的外部投资。虽然看上去这是一大笔钱，但从历史上经济结构转型的标准来看，这笔投资与GDP的比重相对适中。至少对占全球95%经济活动和排放的国家来说，资金不应该是主要的障碍。时至今日，气候投资是一种“道德成本”的讲法已经过时，唯一的问题就是谁的动作最快。
如果欧洲、亚洲的主要能源进口国在未来数十年里快速推进减碳，意味着目前大部分已经探明的原油、天然气和煤储备将永远地躺在地下。暴跌的需求也将引发能源生产国的斗争，美国的油气行业也无法独善其身。
然而美国的油气产业，也存在天然的缺陷。
抛开特朗普时期“能源自主”的论调，美国2010年后出现了一波页岩油开发热潮，但这背后是低利率和华尔街的狂热，超过5000亿美元流入这个行业。在狂热的投资背后，美国的原油生产商从来就无法与中东产油国比拼成本——两者的天然条件存在的显著差异，也使得美国油气投资陷入严重的风险。
随着主要消费国加速推进减碳进程，OPEC、俄罗斯不可能再继续与页岩油共享市场，大打价格战将是最佳的策略。最终的结果将是化石燃料需求显著萎缩，低油价将成为永恒。在这场变革中，高成本产油国将是最大的输家，这里特指美国和加拿大。
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积极有远见的政策即便不禁止这个产业扩张，至少也要警告风险并移除对资金错配提供的奖励。在政策巅峰时，这个行业拉动了美国GDP整整一个点的增长，而到了今天，问题已经变成这些资产到底还要多久才会变成经济的拖累。
能源转型恐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
从化石燃料游说的角度来看，手头其实有现成的保护主义防御政策，而且这也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事情。20世纪的美国能源市场与自由市场经济完全没有关系，在1959-1973年间，中东低成本原油根本无法进入美国本土市场，国内生产也受到大萧条时代（供应过剩）留下的规则约束。到1960年代末，美国的油价甚至能超过中东原油价格60%-70%，直到1973年需求超出国内生产能力后，相关的约束才逐步放开。
这样的做法也与参议员民主党“刺头”曼钦对西弗吉尼亚州煤炭产业的愿景一致：在可预见的未来提供大量补贴维持火电站运作。虽然对环境和财政来说，这都不是什么好事情，但如果其后政策停留在科学家倡议和游行活动这个层面，这将是最有可能的结果。
诚然，眼下可持续发展并非只是停留在论文和呼吁层面上，消费者和商业组织也在转变中，特斯拉就是这一变化的先兆。这家最成功的电动车企业目前的市值也超过全球所有其他汽车生产商之和，这还是在老牌车厂通用、大众、福特都已经提出要在2040年前结束内燃机汽车销售的背景下。华尔街的主流力量都在倡导ESG投资，科技行业更是为转型摇旗呐喊。甚至一些发电企业也不再是化石燃料的忠实盟友。
总而言之，一些人将追随曼钦，另一些人将新能源视为未来。这也引出另一个问题：美国历史教导我们，社会经济的冲突可能以暴力的形式收场。如果美国能够为蓄奴制打一场内战，被科技碾压的生产者自然也不会悄然从历史上消失。
虽然拿化石燃料的支持和反对势力类比南北内战有些夸大和戏剧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美国历史上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管理和减轻深层经济变化引发的失业和社会动荡方面，都存在令人遗憾的历史。
这一问题眼下执政的美国民主党并非无动于衷。在2018年拿下参议院后，民主党就顺势提出了《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在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完成对劳动力的“适当转变”。同样在2020年激进政客伯尼·桑德斯结束竞选总统后，他的多名关键参谋也加入了拜登团队。
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拜登在2020年胜选并非是因为他的新能源政策引发了强烈的欢迎。今年入主白宫后，拜登的基建法案屡次遭到国会掣肘，同时明年中期选举的前景黯淡也使得减碳更有希望成为部分行业的创业热门赛道，但很难在政治平台上获得全面推动。
围绕着气候问题，美国发生严重社会政治分裂的可能性和政策不连贯、难以持续都是不可否认的问题。虽然像马斯克这样的“气候创业家”可能会变得很有钱，但美国无法对能源转型作出一致社会反映的担忧也必须存在。
转型仍存生机
虽然美国保守派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动作有些迟缓，但并非看起来那么令人难以置信。
截至2020年末，美国风电装机量最高的五个州并非都是《绿色新政》的票仓，例如主要产油区得克萨斯州。此外虽然加州领衔光伏发电，但身后跟着的却是得州、北卡、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和内华达州。每一份美国实现碳中和的合理路线图，都给了共和党铁票仓成为可再生能源主要出口地的愿景。
更潜移默化的政治经济变化在于，新能源技术赋予了那些具有大量土地、风能和阳光的偏远地区新的价值。理论上这可以是任何地方，但美国宪法给予人口稀少的农村州不成比例的权重，原本意在阻挠激进政策，但现在却能成为能源转型的坚定助力：爱荷华州与得州拥有一样多的参议员，为何他们对可再生能源的坚定程度就会弱于得州对原油，以及西弗吉尼亚州对煤炭和天然气的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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