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发、文眉、接眼睫毛、面部护理……新生代农民工在逐渐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加入到外貌“蜕变消费”群体中。究其原因，受访者认为，一方面是工资增长带来的消费自由，而工作需要也成为助推力。专家提醒，提升外貌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消费式融入”，但也需要注意非理性消费行为和财务风险，增强综合技能才是进一步融入城市的根本所在。
“文眉、接眼睫毛、面部护理已经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属，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打工者也都会来我们店里做这些项目。”春分刚过，北京石景山区某商场内的美容店店长董倩，明显感觉到店内客流量已逐渐增多，其中外来务工人员成为今年春季换新消费的新人群。
在2020年《中国新白领消费行为研究报告》中，将轻奢、护肤美容和健身为代表的提升自我类消费称为“蜕变消费”。记者采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逐渐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正加入到“蜕变消费”群体中，消费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元。专家提醒，需要注意非理性消费行为和财务风险，增强综合技能才是进一步融入城市的根本所在。
提升外貌的“消费式融入”
去年8月，董倩成为公司石景山分店的店长，此时距离她第一次从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农村外出打工，已经10年。当初董倩听从表姐的建议，前往兰州一家美发店做学徒。
2015年，董倩经朋友介绍到北京一家美容店工作，当月就自己花钱将店内的面膜、面霜和按摩疗程全部体验了一遍。她告诉记者，“只有自己躺在按摩床上，才能从顾客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也能发现销售的皮肤状态会被近距离观察，这才是对产品效果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当公司后期推出文眉、皮肤护理等项目后，董倩借助员工优惠价成为第一批顾客。在工资逐年上涨的同时，她凭借自己的销售成绩成为新分店的店长。董倩说，成为店长之后，自己更关注店面整体的销售策划，以及消费人群的特征。
通过业务盘点，董倩发现前来消费的年轻外来务工人员以女性为主，她们往往选择基础的皮肤护理、文眉、眼睫毛种植等项目。她认为，“这些项目一次就能完成，价格相对便宜，平台团购更优惠，而且立即就能让顾客看到效果，所以很受欢迎”。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元凯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与消费文化，代表着其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可以定义为“消费式融入”，“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更加大胆、前卫，也更加有品质与内涵。”从心理趋势来看，他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动已经变得更加积极，市民化特征也更加明显，业已成为城市重要的消费群体和消费力量。
收入提升、工作需要成为助推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跟踪监测数据，2019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达到51%。记者采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注重外貌消费，与其集中在第三产业的分布特征不无关联。服务员、销售员、业务经纪人等与客户有直接接触的岗位，均对从业者的形象气质有更高要求，凌彤就是因为工作需要开始注意自己的外形。
去年11月，凌彤转行成为一名地产中介，从事二手房买卖。公司新员工培训时就强调，每天必须要穿全套正装、打领带，面容整洁干净，“在细节上还要求男员工尽量勤理发剃须，勤剪指甲”。
外形上的高要求让他一时有些不适应，为此，凌彤办理了住处附近一家理发店的会员卡，每隔两三个星期都要去剪一次头发，顺带做一次脸部清洁。
凌彤在他的剪发会员卡内充值了2000元，是店内储值的最低限额。他告诉记者，为了体现销售的专业性和公司形象，销售人员保持外形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销售技巧和对房屋情况的掌握才是硬道理，所以充值太多也没有必要。”
郭元凯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外貌等自我形象提升类的消费是增强人力资本的一种途径与方法，“他们的外貌消费更多是体验式、显层次的，而非日常化。”凌彤会出于工作岗位需求增加理发和护肤的消费项目，一方面是他的工资收入可以承担，另一方面是其涉及的消费项目较少。
然而，对凌彤的同事王骁来说，则需要更多资金投入。据王骁介绍，他的秃顶有一定的遗传因素，这些年由于工作熬夜加班变得更加严重，最近正在考虑去医院做植发手术。“如果我不做销售这一行，可能秃顶的影响不大。只是一时转行比较困难，而且我还是希望能治好它。”根据王骁的考察，植发费用基本都需数万元，他正在为这项计划做资金储备。
“好的外貌仅是一块敲门砖”
王骁在采访中提到，他近年来对植发的考虑部分原因是看到太多植发广告的宣传。“现在很多电梯、公交还有网站上都有植发广告，大家平时聊天也会提到年轻人脱发的问题，我就觉得是不是该治疗一下。”
郭元凯认为，新媒体时代所视觉化的各种光鲜亮丽及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城市同龄人等，都会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决策。“好的外貌仅是一块敲门砖，增强综合技能才是进一步融入城市的根本所在。”
作为美容行业的从业者，董倩不仅自己在外貌提升上做了相当程度的投资，也成了外貌消费的提供者。看到近期关于“95后美容师作为引进人才落户上海”的新闻，董倩也深有感触，“每个人都有爱美之心，适当的尝试和投资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很多从农村出来的打工者来说，还是要适度消费，像那位95后美容师苦练本领才是长久之计。”
在北京市东城区一家奶茶店做服务员的苏玲，就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不理智消费。“看到那些精致的护肤品、化妆品就会想买买买，光针对眼部的打底、睫毛膏、眼线笔之类的产品就有好多，有时还会研究消除眼袋、开眼角这些医美手术。”直到看到年底消费账单总结中，自己的美容消费已经不知不觉达到数万元，苏玲才明白自己需要及时控制了。
郭元凯提醒到，新生代农民工外貌消费行为的改变是伴随着其身份认同的市民化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对于这种行为，要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在提升外在美的同时，更加重视内在能力的修炼与积累，特别是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需要的社会交往、表达沟通、心理素质、法律意识等‘软技能’的培育。”记者刘小燕
植发、文眉、接眼睫毛、面部护理……新生代农民工在逐渐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加入到外貌“蜕变消费”群体中。究其原因，受访者认为，一方面是工资增长带来的消费自由，而工作需要也成为助推力。专家提醒，提升外貌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消费式融入”，但也需要注意非理性消费行为和财务风险，增强综合技能才是进一步融入城市的根本所在。
“文眉、接眼睫毛、面部护理已经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属，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打工者也都会来我们店里做这些项目。”春分刚过，北京石景山区某商场内的美容店店长董倩，明显感觉到店内客流量已逐渐增多，其中外来务工人员成为今年春季换新消费的新人群。
在2020年《中国新白领消费行为研究报告》中，将轻奢、护肤美容和健身为代表的提升自我类消费称为“蜕变消费”。记者采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逐渐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正加入到“蜕变消费”群体中，消费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元。专家提醒，需要注意非理性消费行为和财务风险，增强综合技能才是进一步融入城市的根本所在。
提升外貌的“消费式融入”
去年8月，董倩成为公司石景山分店的店长，此时距离她第一次从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农村外出打工，已经10年。当初董倩听从表姐的建议，前往兰州一家美发店做学徒。
2015年，董倩经朋友介绍到北京一家美容店工作，当月就自己花钱将店内的面膜、面霜和按摩疗程全部体验了一遍。她告诉记者，“只有自己躺在按摩床上，才能从顾客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也能发现销售的皮肤状态会被近距离观察，这才是对产品效果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当公司后期推出文眉、皮肤护理等项目后，董倩借助员工优惠价成为第一批顾客。在工资逐年上涨的同时，她凭借自己的销售成绩成为新分店的店长。董倩说，成为店长之后，自己更关注店面整体的销售策划，以及消费人群的特征。
通过业务盘点，董倩发现前来消费的年轻外来务工人员以女性为主，她们往往选择基础的皮肤护理、文眉、眼睫毛种植等项目。她认为，“这些项目一次就能完成，价格相对便宜，平台团购更优惠，而且立即就能让顾客看到效果，所以很受欢迎”。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郭元凯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与消费文化，代表着其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可以定义为“消费式融入”，“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更加大胆、前卫，也更加有品质与内涵。”从心理趋势来看，他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动已经变得更加积极，市民化特征也更加明显，业已成为城市重要的消费群体和消费力量。
收入提升、工作需要成为助推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跟踪监测数据，2019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达到51%。记者采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注重外貌消费，与其集中在第三产业的分布特征不无关联。服务员、销售员、业务经纪人等与客户有直接接触的岗位，均对从业者的形象气质有更高要求，凌彤就是因为工作需要开始注意自己的外形。
去年11月，凌彤转行成为一名地产中介，从事二手房买卖。公司新员工培训时就强调，每天必须要穿全套正装、打领带，面容整洁干净，“在细节上还要求男员工尽量勤理发剃须，勤剪指甲”。
外形上的高要求让他一时有些不适应，为此，凌彤办理了住处附近一家理发店的会员卡，每隔两三个星期都要去剪一次头发，顺带做一次脸部清洁。
凌彤在他的剪发会员卡内充值了2000元，是店内储值的最低限额。他告诉记者，为了体现销售的专业性和公司形象，销售人员保持外形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销售技巧和对房屋情况的掌握才是硬道理，所以充值太多也没有必要。”
郭元凯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外貌等自我形象提升类的消费是增强人力资本的一种途径与方法，“他们的外貌消费更多是体验式、显层次的，而非日常化。”凌彤会出于工作岗位需求增加理发和护肤的消费项目，一方面是他的工资收入可以承担，另一方面是其涉及的消费项目较少。
然而，对凌彤的同事王骁来说，则需要更多资金投入。据王骁介绍，他的秃顶有一定的遗传因素，这些年由于工作熬夜加班变得更加严重，最近正在考虑去医院做植发手术。“如果我不做销售这一行，可能秃顶的影响不大。只是一时转行比较困难，而且我还是希望能治好它。”根据王骁的考察，植发费用基本都需数万元，他正在为这项计划做资金储备。
“好的外貌仅是一块敲门砖”
王骁在采访中提到，他近年来对植发的考虑部分原因是看到太多植发广告的宣传。“现在很多电梯、公交还有网站上都有植发广告，大家平时聊天也会提到年轻人脱发的问题，我就觉得是不是该治疗一下。”
郭元凯认为，新媒体时代所视觉化的各种光鲜亮丽及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城市同龄人等，都会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决策。“好的外貌仅是一块敲门砖，增强综合技能才是进一步融入城市的根本所在。”
作为美容行业的从业者，董倩不仅自己在外貌提升上做了相当程度的投资，也成了外貌消费的提供者。看到近期关于“95后美容师作为引进人才落户上海”的新闻，董倩也深有感触，“每个人都有爱美之心，适当的尝试和投资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很多从农村出来的打工者来说，还是要适度消费，像那位95后美容师苦练本领才是长久之计。”
在北京市东城区一家奶茶店做服务员的苏玲，就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不理智消费。“看到那些精致的护肤品、化妆品就会想买买买，光针对眼部的打底、睫毛膏、眼线笔之类的产品就有好多，有时还会研究消除眼袋、开眼角这些医美手术。”直到看到年底消费账单总结中，自己的美容消费已经不知不觉达到数万元，苏玲才明白自己需要及时控制了。
郭元凯提醒到，新生代农民工外貌消费行为的改变是伴随着其身份认同的市民化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对于这种行为，要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在提升外在美的同时，更加重视内在能力的修炼与积累，特别是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需要的社会交往、表达沟通、心理素质、法律意识等‘软技能’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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