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疫情在欧洲的暴增趋势,欧洲的重症病床、配套设施以及最重要的医护人员,准备好了吗?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截至3月15日,欧洲(包含英国在内)共确诊人数超过46820例,死亡1816例。其中确诊病例排在前五位的是意大利(21,157)、西班牙(6,391)、德国(4,649)、法国(4,499)和瑞士(1,375),英国的确诊数字在攀升中,目前为1140人。

多位欧洲医生、公共卫生专家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普遍认为,德国是目前医疗设备最完善的国家,而英国和葡萄牙的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容量要低得多。以英国为例,不仅其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花费比不上德国,且人手也趋于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脱欧更是雪上加霜——欧洲大陆的护士可能不会再选择到英国工作。

同时,即便是在ICU重症病床配给跟上的情况下,医护人员不足也成为欧洲国家对抗新冠疫情的现实难题。在最差情况下,面临ICU重症病床不足或医护人员不足的欧洲国家,恐怕要面临同意大利目前相同的困境:医疗配给。

“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实施重症监护配给。这是一个哲学与医学相结合的领域,因为很少有社会能很好地解决重症监护的配给问题。”专门从事医保供应链方面研究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副教授亚达夫(Prashant Yadav)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在这方面,我们对欧洲社会充满信心。我们相信,如果真的要实行重症监护的配给,人们会为了更大的社会公益而尊重这种决定。”

盘点欧洲ICU病床:德国最多英国最少

根据欧盟最新数据,德国仍然是医疗设备最完善的国家,每10万居民中有29.2张重症监护病床,意大利(12.5张)、法国(11.6张)和西班牙(9.7张),欧盟平均每10万居民拥有14.3张重症监护床位。

作为欧洲人均重症监护床位最多的国家 ,按照日前德国政府方面给出的数据,德国有28000张重症病床,其中25000张已被使用(占用率达89%)。

英国方面数据显示,英国NHS有超过4000张成人重症床位,但五分之四已被占用,预计需求会增加至28000张,且各区域重症病床分布不均,其中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是发达国家中人均重症监护床位最少的区域之一。

北爱尔兰每10万人有5.3个ICU床位;威尔士有5.4个,苏格兰有5.1个,可以这样对比:英国和北爱尔兰的所有地区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29.2)、罗马尼亚(21.4)。美国每10万人有34张重症监护病房床位。

在威尔士地区, 2018-2019年,威尔士地区每天约153张重症病床可以使用,全年整体占用率在90%以上。每年威尔士大约9600名病患需要重症监护设备。威尔士是英国重症病床最少的,英国是全欧洲重症病床最少的。由于人口增长与老龄化,对重症医疗的需求在以每年4-5%的速率增长。然而,2018年,40%的重症病房由于人力短缺而关闭,导致占用率升高到95%。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卫生政策系副教授科斯塔冯特博士(Joan Costa-Font)告诉第一财经记者:“NHS在医疗上的花费比德国要少得多,并且人手处于不充足的状态。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这一情况会更加严重,因为欧洲大陆的护士可能以后不会再来英国工作了。”

科斯塔冯特表示, NHS的资金一直无法跟上服务需求的增长,而财务上的限制表现为大多数英国医院的员工短缺。因此,大多数英国医院不得不依靠和私人机构签订临时合同,私营医疗提供商已经占NHS花在社区卫生服务上的18%。

英国医生协会主席帕尔马(Rinesh Parmar)称:“在英格兰地区的NHS中,有近10000个医生岗位的空缺和43000个护士岗位的空缺,NHS的人手不足以应对需求。 急诊室的排队等待时长到了最差水平,重症监护室正在满负荷运转,难以再多接收重病或等待癌症手术的患者。”

而拥有重症病床最多的德国是否真的那么“佛系”?据第一财经记者从德国多位从事医疗事业相关的人士处了解,自从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德国从病毒学专家到医疗人员都在紧密跟踪疫情趋势并做着准备。德国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所在的柏林夏洛特(Charite)医院,目前就已经又下订单购买100套呼吸机。

德国一位拥有自己诊所的全科医生霍利(Dr.Elmar Holle)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德国的医院在最近几个星期里,都在积极为新冠病毒的到来做着准备。其中的措施包括隔离措施:把感染人群放在单独房间内,提供防护服,特定的实验测试程序以及准备为重病人群使用的抗病毒药物等。

全科医生霍利认为:“由于不可预知的感染链,该流行病在德国和欧洲已经无法阻止了。”

全科医生霍利认为:“由于不可预知的感染链,该流行病在德国和欧洲已经无法阻止了。”

ICU不足,但医护人员更缺

霍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门诊患者中,区分流感或新冠病毒患者的工作将更加困难。

他认为,要中断感染链,必须对流感或新冠病毒进行更广泛测试。霍利表示,由于极高的感染率,新冠病毒病原体的传染性,疾病首发症状的延迟出现(所谓潜伏期,在此期间,感染已经可能传播给人),且在德国存在(传播)热点地区,在他看来,“由于不可预知的感染链,该流行病在德国和欧洲已经无法阻止了。”

根据德国媒体的预计,到5月14日,德国方面会耗尽所有ICU床位,目前给出的预计需求量是在现有床位基础上再加17500张。

在法国方面,法国目前可以提供4500张重症病床,可能会在紧急时增加到11000张,不过虽然几乎每家医院都为新冠患者准备了重症病房,但恐怕远远不够。

在西班牙方面,目前大部分重症患者(81%)都在马德里医院内,其情况最严重,且马德里重症病床即将耗尽。据悉马德里有机会将再雇额外516名医护工作人员,总体而言,西班牙目前约4404张重症病床(不包括新生儿床、烧伤床和冠状动脉床),其中3508张在公立医院,896张在私立医院,西班牙的卫生部门目前预计将再需要1000张ICU病床,其方式是通过对普通病床进行改造,加增呼吸机等等。

在目前疫情最为严重的意大利,其重症病床在5293张左右,预计需求要再加最少4000张重症病床。

分地区看,在疫情最为严重的伦巴第地区,却仅有859个ICU床位,目前其使用率达248%。预计到3月26日,伦巴第可能有1.8万名新冠患者住院,其中2700至3200人需要重症监护。过去两周内,大区已额外增设了150个ICU床位,下周将会开放另外150张重症病床。

在其他地区,Veneto每1000人拥有3.6张床位,截至15日前,该地区共450张重症病床,占用率80%,其中67张给了新冠患者。

一方面,能像德国一样拥有相对充沛的ICU床位,是较为令人感到安心的事情。

“德国拥有最高的人均ICU容量,其较高的确诊人数和较低的病死率数据正反映了这一点。”亚达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但像意大利一样,如果在欧洲其他地区约10%的新冠确诊患者转为重症,那么在大多数国家确实会出现ICU短缺的情况。我们现在应该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床位重组并不代表配套医护人员能够到位,特别是重症室床位本身需要医护人员数量众多。

根据德国媒体报道,目前德国方面有以下设想,即届时如果医护人员不够,则可以采取令退休医护人员返岗,并请各大学医学系高年级学生来医院协助的方式予以疏解。

“法国的ICU病房或设备的容量已经扩大了(有的已增加了一倍)。”亚达夫表示,现在,法国的医疗和护理人员似乎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他解释道,由于新冠肺炎的性质,每次ICU病床被重复使用时,都需要大量的清理工作(包括呼吸器和所有其他设备),这意味着在几个小时内都无法使用ICU病床。

“我们需要快速响应操作管理和预先配置团队角色,就像一级方程式赛车队更换轮胎和修理那样排练,彻底清洁或消毒后重新铺床以供病人使用。”亚达夫说。

在ICU告急、医护人手短缺的情况下,意大利方面已经采用了重症监护配给原则。

在ICU告急、医护人手短缺的情况下,意大利方面已经采用了重症监护配给原则。

欧洲会否走向重症监护配给

在ICU告急、医护人手短缺的情况下,意大利方面已经采用了重症监护配给原则。

大量的外媒报道显示了意大利医生在临床上的艰难选择,不得不根据配给原则,决定谁来接受重症监护。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技术与运营管理荣誉教授范沃森侯尔(Luk Van Wassenhove)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目前,ICU在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的房间和设备数已经扩大了(有时已增加了一倍),所以,或许除了意大利之外,ICU似乎不是真正的、关键的限制因素。”

“现在,医疗和护理人员似乎才是关键的限制因素,他们压力很大、筋疲力尽,明显缺少良好的轮换或替换安排。在意大利,医务人员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范沃森侯尔认为,目前法国已经讨论了关于定量配给的问题,因为如果确诊患者大幅增加,法国可能会到达一个临界点,那时将不得不决定照顾更年轻的人,而不管生病的老人。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前景,应该尽量避免,以防在未来暴发。”范沃森侯尔说,“比如,ICU的所有人员和后勤(治疗或防护设备)应该准备充分,以便在疫情严重暴发时能够更有效地部署。”

“考虑到后勤方面的限制,做好准备是处理疫情的关键问题之一。”范沃森侯尔表示,ICU病房很重要,但与之相伴的事物也常常被遗忘,比如治疗、人员、防护设备。现在显然需要一种准备工作的系统方法,但这显然也是缺乏的。

“当疫情都结束之后,无论是有关医院容量还是呼吸机等医疗用品,对于管理激增容量这一问题,对于如何制定协调准备计划,我们都要认真反思了。”亚达夫说。

关键词: ICU 医护人员 欧洲 重症监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