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深入推进，各类创新资源正在打破地域壁垒、加速流向欠发达地区。《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在安徽省北部的阜阳、蚌埠、淮北等地采访了解到，这些昔日的“发展洼地”正从“产业承接”迈向“创新融入”，通过引进苏浙沪的科技、人才等创新资源，利用“高铁工程师”的红利，培育起硅基、陶铝等产业跃升型、换道超车型、网络聚变升级型等数个百亿元规模创新产业集群。
“发展洼地”内生型产业集群崛起
记者在皖北地区看到，多地并未因交通条件改善而坐等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而是主动嵌入发达地区的产业链、资金链、价值链，为长三角一体化增加“安徽动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产业集群均为内生型。这些产业集群的发展，不再是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传统优势的放大，主要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等创新要素的聚拢，是一种创新型的产业集聚，其主要的形态有产业跃升型、换道超车型和网络聚变升级型三种。
——产业跃升型：创新成果集簇涌现，因果累积效应之下，产业跃迁升级。蚌埠市发改委副主任韩玉军介绍，围绕国家显示面板关键原材料的战略需求，解决“卡脖子”关键问题，蚌埠市着力进行新型显示、光伏玻璃、特种玻璃和泛石英材料的全产业链布局，近年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在蚌埠市，继2018年生产出世界上最薄的0.12毫米超薄玻璃，2019年下线浮法8.5代液晶显示玻璃基板后，2020年又研发出30微米柔性可折叠玻璃，形成全国产化超薄柔性玻璃产业链。自主研发生产国内首片高品质中性硼硅药用玻璃管，并荣获“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大奖”。目前，蚌埠市正全力打造千亿级硅基新材料产业集聚发展基地。
——换道超车型：突破前沿核心技术，培育发展高端产业。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坚持把陶铝新材料产业作为引领产业升级的突破口，通过引入上海交通大学王浩伟教授团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快速培育起一个陶铝新材料和铝基高端金属材料产业基地，目前，已形成以陶铝新材料、铝型材、铝箔精深加工为主导，新能源等产业延深的集群。基地现有涉铝企业8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57家，其中仅2020年就新增规模以上企业17家。王浩伟表示，相关产能正逐步释放，产品已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电子汽车等领域。2020年，基地产值预计突破16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6%。
蚌埠市通过聚乳酸技术打造的生物基新材料产业，全面掌握了国际领先的聚乳酸上下游产业生产技术，2019年建成世界首条千吨级聚乳酸纤维生产线，成功试车投产年产5000吨乳酸、3000吨聚乳酸产业化示范线，首批聚乳酸产品在蚌埠下线。2020年8月，年产5万吨聚乳酸项目实现量产，吸引200多家企业洽谈合作，一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骤然兴起。
——网络聚变升级型：“传统网络+先进制造”推进产业聚变升级。已脱贫摘帽的阜阳市界首市，利用废电瓶、废塑料、废铜铝等收集网络，推动资源循环高端化加工与集聚化升级，打造全国最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专业园区和重要再生塑料集散地、铝基新材料加工基地。在此基础上，界首市大力发展泡沫铝、改性塑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入驻企业130多家，实现产值150多亿元。
“高铁工程师”激活洼地创新动能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推进，以及高铁网的全覆盖，皖北后发地区享受到了“高铁工程师”等一体化红利，共享区域创新资源，科技成果异地转化的速度和效能大为提升，促进了要素的快速流动。
“以前到阜阳出差，不是坐飞机就是开车。如果开车，早上出发，晚上才能到，整个旅途比较累。”上海强松集团研发部门负责人秦心华深有感触地说，从上海到阜阳的高铁开通后，出差基本都坐高铁了。
秦心华是一位“高铁工程师”。他所在的上海强松集团2012年在阜阳建立生产基地，从事机械叶片、汽车轴承等生产，2018年投入3亿元转型为航空和军工电子、电源模块等生产商，实现了从产业转移到技术转移的转变。
无线充电电源、幕墙铝单板、折弯机……在阜阳市颍泉区阜阳循环经济园，上海强松集团的各种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上海强松集团(安徽)总经理袁同发介绍，2020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近2亿元，同比增长约40%，其中转型后的新产品占到六成左右。公司成功转型的背后，是一批“高铁工程师”的支撑。目前，公司正谋划和上海交大共建创新研究院、新型研发中心，预计将派驻20名以上技术专家。“高铁开通后，从上海坐高铁到阜阳，最快只需要3个多小时，专家往返很方便，有助于更好地交流。”袁同发说。
“新生产线试生产时，或者新产品导入时，我就会从上海坐高铁到阜阳，直接到现场解决相关技术难题。”秦心华说，难题解决后，他再坐高铁回去。现在公司里像他一样的“高铁工程师”有10多位。
高铁时代不仅带来“高铁工程师”，而且带来一批批招商引资项目，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记者从阜阳市政府了解到，2020年初举行的“融入长三角·高铁全覆盖”阜阳市情推介暨招商恳谈会上，全市签约长三角地区项目47个，其中产业类项目29个、总投资442.75亿元。
在界首，吉祥三宝高科纺织有限公司和东华大学俞建勇院士团队“结亲”，于2017年成立院士工作站，从一家被服厂转型为从事特种服装生产和新材料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总经理助理荣小瑛说，转型前公司生存岌岌可危，如今年产值超3亿元。在界首，院士工作站已有8个。
记者在蚌埠高新区走访了解到，该区围绕太阳能玻璃、新型显示等重点产业，与中科院、浙江大学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健全与长三角高端科技人才、专家互访资源共享交流机制，通过借力长三角“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世界级硅基产业基地。
为加快科技成果落地，皖北各地还探索“试验室—中试—新兴产业”的一条龙服务，“短流程”转化。上海交大王浩伟团队纳米陶瓷铝合金项目2013年中试期间，淮北市政府给予了土地、资金、政策和人才等支持，形成了具有年产千吨级中试及生产基地，2017年又成立了政产学研合作的公司，加快了新材料产业化的步伐。
“科技嫁接”实现创新资源为我所用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已经成为皖北各地政府的自觉。“我们积极融入长三角科技共同体建设，与上海市松江区、徐汇区政府及上海科学院、江南大学等合作全面展开。颍东区与浙江大学共建的浙江大学技术转移中心颍东工作站等10余个合作共建项目加快推进。”阜阳市科技局调研员刁微波说。
2019年，界首(上海)离岸科创中心成立，为安徽首个。阜阳市政协副主席、界首市委书记徐会东说，融入长三角，要根据自身优势精准定位、互相补充，科技嫁接就能实现长三角优质资源为我所用，这是最大的红利。
受访人士认为，皖北地区要把握国家战略机遇，坚持走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和转移新路，逐步培育更多的百亿元产业集群，做大经济规模，力争在经济总量上“再造一个新安徽”，当前亟须加快前沿“卡脖子”技术联合攻关，围绕新兴产业前沿，产业界和科学界、“发展洼地”与创新资源富集地联合协同，实现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
为此，韩玉军建议，国家层面应科学规划、加强布局，依据欠发达地区产业技术和资源禀赋，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通过“技术引流”增强发展的异质性，形成差异化发展新格局，避免盲目发展造成资源分散现象。
同时，鼓励离岸科创中心等技术成果转化平台建设，精准支持新兴产业领域自主创新企业。刁微波表示，在科技专项、产业发展专项等产业政策上，应鼓励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技术成果转化平台，扶持上游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企业，给予关键材料和装备国产化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联合开发项目或设立“卡脖子”技术推广应用风险基金等方式，提升下游企业使用国产化产品的积极性。
此外，创新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基层呼吁，上级应布局与新兴产业发展相匹配的高等院校，培训、培养产业发展急需的地方干部、技术和应用人才。阜阳市委常委、临泉县委书记邓真晓建议，在皖北中心城市新设应用、研究相结合的高等院校，加强人力资源培训力度，使地方干部具备把技术转化为产业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并成为研发、应用人才培育基地，输出更多产业人才，促进皖北高质量发展。记者 汪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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